林健的BLOG

　　我了解宁波银行，是在张韡武先生的 openbanks.info 网站，上面介绍说该行的网银对非 Windows/IE 平台有良好的支持。出于这一点，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中关村支行开业后，我即前去办理了一张借记卡。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对于我等财力有限且有跨平台网银需求的客户而言，宁波银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只供交流，无软文之念。
　　先看看其优势：
　　1、日常费用暂免：借记卡无开户费，收费项目表中规定的年费（10 元/年）、小额账户管理费（3-5 元/季）以及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费（3 元/月）目前在北京分行都是免收的。特别是短信提醒服务，宁波银行是零起点，对于喜欢网络交易和无卡交易的客户来说，在心理上增加了一定的安全感。
　　2、跨行、异地 ATM 取款手续费暂免：虽然宁波银行收费项目表中规定的跨行、异地 ATM 取款手续费相比各大城市商业银行算是偏高的，但对于北京分行的客户来说，目前也是免收的。这个比华夏等银行每天第一笔跨行、异地 ATM 取款免费要实用得多，因为很多 ATM 机一次取款的额度较低，大额取款不得不分成多次完成。
　　3、电子渠道转账手续费部分暂免：网上银行的普通同城跨行转账手续费暂免，异地跨行转账手续费实行较低比例的阶梯费率，这一点虽比不上华夏、中信等超级网银完全暂免手续费的银行，但也挺不错了。手机银行（WAP 与 iOS 版）跨行、异地转账手续费暂免，这个费用在招行、京行等不少银行也是暂免的，看来各家都在大力推广手机银行平台。
　　除此，还有其他一些暂免的费用，由于我暂时用不到，故不介绍。
　　4、存款利率为基准利率 1.1 倍：参考这里，这一条几乎是中小商业银行的标配了——虽然对于我等没有多少本金的客户而言，利率高一点低一点没有实质影响。
　　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网上银行跨平台：对于 Linux 用户来说，这是最大的福音。网上支付和转账时，不必为了操作网银而去启动 Windows 虚拟机。前提是使用短信动态密码认证，而非 USBKey。短信动态密码的支付和转账每日限额是 50000 元，对于日常使用来说足够了。不过在我的 64 位 Debian 上测试发现宁波银行网银对 Firefox（Iceweasel）支持良好，而在 Chrome 下会有假死现象。目前国内做得到网上银行真正跨平台（即使用标准化技术，而非为不同平台开发不同“控件”）的还有浦发银行，但浦发借记卡的各项费用早已不再免费。另外，部分在华营业的外资银行的网银也是跨平台的，例如渣打和华侨，但是很多外资银行还没有加入超级网银体系，也没有与主流的电子商务网站签约，使之在本来就缺少实体网点的情况下，网上操作的空间也不大，实用性不强。
　　再来看看缺点：
　　1、实体网点少：目前宁波银行只在 9 个城市有分支机构，除北京、深圳外，均集中在长三角。北京只有分行营业部（建国门）和中关村支行 2 个网点。对于我等以网上银行操作为主，通过超级网银来搬钱的客户而言，这一点毫无影响。但对于不习惯网上操作，却又想享受其跨行、异地 ATM 取款手续费暂免的客户而言，恐怕就要多跑几步路了。
　　2、暂免政策只对部分地区分行发行的借记卡适用：宁波银行正在逐步由地方向全国扩张，在北京等新兴市场，暂免力度范围广、力度大，而在宁波本地以及上海等成熟市场，不少服务已经开始收费了。这也是很多地方银行发展的必由之路，浦发、兴业和京行也都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由本地及外地，一步步收缩和取消暂免政策的。
　　最后我想说，作为自由软件用户，我十分支持诸如徐继哲等人呼吁网银技术标准化的努力，但在中国当前这种以技术约束弥补信用约束的大环境下，我也不得不理解银行的使用专有技术的合理性。建议地方银行在向全国扩展的过程中，不要局限于 1.1 倍利率、手续费暂免等的同质化竞争。不妨学学宁波银行，考虑网银跨平台带来的优势，从 Linux 用户这里另辟蹊径。小众用户带来不了太多的直接收益，但在技术层面标准、开放的姿态必然会赢得客户的尊重。

　　我虽然自称喜好读书，但工科思维使我在对社会科学作品的选择上也倾向于那种具有教科书式条理的“正统”作品，而对于孔飞力的《叫魂》这类无论标题还是内容都比较文学化的作品，以前很少进入我的涉猎范围。杨早老师这次给了我一块不错的敲门砖。
　　拿到一本书，我常常先看完前言后记之类，再去读正文，《叫魂》入手之后亦是如此。这本书的译者后记篇幅较长，译者在表达对原作赞赏之意的同时，也难免有些“剧透”。这也倒好，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这篇后记正好提供了全书的脉络，使我有信心认为这是一本基于史实的、严肃的学术著作。
　　这本书针对乾隆时期的叫魂一案，清晰地给出了民间、官员和皇帝三个叙事与分析视图，而我下面的阅读感想，主要针对民间视图。
　　叫魂案伊始，有一个细节令我感触较深，即民间对外来人员的恐惧。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初到北京那年，在穿过一个住宅小区时被几位居委会大妈围住问讯的情形。民间认为僧道与鬼神相通，乞丐与灾病相联，这些容易理解；然而对于农夫、船员在内的一切外来人员的敌视态度，却成为社会恐慌时期的标志性现象。妖术还没有现身，人祸却首先降临，大量无辜的外来人员因此挨打甚至丧命，切实印证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联想到现今，排外、防外的情绪依然常见：一些欧美国家的居民出于民族主义或竞争压力，对新兴移民持抵制态度，极端代表诸如俄罗斯的光头党；而中国则将流动人员管理制度化，在制度被其执行者不断异化之后出现过孙志刚事件一类的惨案。因此，叫魂案中的那些事例并非偶然，决非只与妖术相关。排外、防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以往我认为主要是外来人员剥夺了本地人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而《叫魂》给出的核心答案则是本地人安全感的缺失。这种缺失出现在一个所谓的盛世时期，而非战乱或饥荒年代，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其中有多少是那个社会体制的原因。推而广之，民间对“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古语的实践深浅很可能可以作为检验社会机制运行健康程度的标志。盛世与否，这一民间指数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
　　叫魂案中所谓的恐慌时期，民间真的是一种失去理性的混乱状态吗？群体现象上看也许是，但在个体思维方面，我相当怀疑。虽然基于传统信仰体系，民众对鬼神和妖术的恐惧可以理解，但这只能算是一个引子。这种基于超自然概念的恐惧长期停留在口口相传阶段，却难以亲眼见妖术的直接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民众也许很快就会习惯新的行为方式和处世原则，逐渐开始一边防范、一边利用这种新的社会元素——至于它的来源如何，已经不再重要。当我看到作者和译者均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维模式、人际关系与叫魂案对比后，更加坚信所谓恐慌的民众，就个体而言事实上都在以一种与其认知水平相符合的理性参与这种难得的社会互动——用文革术语说就是“大民主”。作者将民众在叫魂案中的热情参与称之为“权力的幻觉”，强调病态社会中民众的病态心理，但我更倾向于认为病态的社会源于清醒的民众。先不说这种清醒背后的个人目的是否光彩，但可以肯定各阶层人士都在抓紧机会做那些在太平时期有所顾忌的事，区别只在于他们各自代表的利益实体：对社会底层大众来说有可能是所谓的冤冤相报，对官僚和知识分子来说则有可能是升迁发展之道。我认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这对人民来说显然不只是赞美之辞，更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责任。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积极性恐怕才是这场风波得以长期延续的动力。
　　这种似醉实醒的精神状态大约就是中华民族中庸哲学的表现，而作者认为这也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体现。但作者在做这些带有贬义特征的归纳时，几乎总要限定一下时代背景，加之书中又以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迫害、二十世纪美国的“零和社会”与叫魂案时期的中国相类比，使我还隐隐感到作者有意回避用中国人的民族性来解释叫魂案中的社会丑态。当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一位严谨的学者，这也许是职业习惯或义务。我并不十分了解作者所提的欧洲和美国的那些故事，但对于当今中国人动辄以民族性来解释社会问题的观点保持警惕。毕竟，我们能够经历的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微小片段，多数人能了解到的历史也只是经过加工修饰的资料。民族性本身及其差异可以研究，但它是否有优劣之分？置身于人类文明之中，受制于已经带有民族性及其衍生特征的观察视角，这恐怕永远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我不太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方法，特别是像历史这种不易以实验方法探究的领域，我只能妄言几句。“叫魂”这一主题不像我此前阅读过的编年体正史或专题类历史作品，它以小见大，以细节叙事方式，由一个特定的社会事件反映一个政权的维系体系、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在我看来，花大力气写这种作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特别是在遭遇学界非议的情况下。即便如此，作者能够花数年时间淡定地完成如此一部需要大量外文史料整理和分析工作的著作。我虽然尚不能理解学界为什么把《叫魂》看作一本“大书”，但从上面这一点，我能够体会出大师与凡人的区别。
　　还要感谢两位译者的。虽然作者向译者提供了史料的复制件，但要想准确而流畅地表达《叫魂》中那些与现代社会已有所隔阂的诸多概念，非业内学者不能为。相比专业学识，我认为更加值得敬佩的是译者的文字功底和敬业精神，而这正是中国科技类图书翻译大军所欠缺的。
　　我深知以我目前之力，通过《叫魂》窥到的只是历史和现实（即作者所谓“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的局部。这块敲门砖以及它为我打开的这片空间都有待进一步体味。

　　笑来老师前不久在 twitter 上多次讨论了两个话题：五笔与中医。于是，我于 1 月 1 日晚向他简要提了两句我对五笔和中医的理解[1][2]。1 月 2 日，笑来老师即发表博文称“现在的初学者最好别选五笔输入法”，不知算不算是对我的回应。那篇博文继而引发了一场令他心满意足的争论。感谢他在评论中提到了我的一篇旧文——尽管我也隶属于不赞同笑来老师那篇博文部分论点的行列。
　　五笔与拼音作为两种思路迥异的汉字输入法，其争斗由来已久，我的观点已在那篇旧文中做了陈述。如果我有能力引导这场炒冷饭的争论，我不会再将五笔与拼音作为对比对象，而会将传统的、本地的、低智能的输入法（如五笔、郑码、Windows 全拼/双拼、智能 ABC）与新兴的、网络的、高智能的输入法（如谷歌拼音、搜狗拼音与五笔、QQ 拼音与五笔）作为对比对象。比较这二者，我认同后者中的很多理念必然成为未来输入法中的重要元素；但后者目前的技术实现、商业运营及其行业大环境，则不能令我满意。因此，我个人暂时选择传统的五笔，而对于所谓的智能输入法，谨慎观望与期待。
　　我首先赞同智能化的大趋势，因为借助技术的进步来降低用户门槛、提高用户体验，是计算机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笑来老师强调的 Google 那篇基于信息论的汉字输入法分析，我对其理论基础和技术愿景都是认可的。不同语言使用的字符集的信息熵不一致，在具有上下文的情况下，确实可以计算出“1 个汉字 ≈ 1.3 次击键”的公式。但对于经过长期历史演化形成的各种现代自然语言，我相信它们具有“表达相同的语义，击键次数基本相同”的特性——前提是所有语言都使用了基于上下文分析的智能输入法（想想手机上的 T9 英文输入法，它基于智能构词；看看国人开发的 Triivi，已经具备基于词组的智能匹配；再看看 eLocutor 这种为斯蒂芬·霍金教授设计的单键输入方案，成功地应用了基于语义的词语匹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是英文输入，未来的击键次数都有可能大幅减少。如果仅从输入效率和正确性角度来说，各国语言的输入法必然要选择智能化之路。只不过汉字的特殊性使它率先成为了探索的对象。
　　无论借助机器性能的大幅提高，还是新的计算理论的突破，在单机上实现无误的上下文匹配的“1.3 键/字”输入方案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前提是语义连续、词汇库固定。语义分析是智能输入的基石，在输入离散内容（如花名册、生词表）时，语义分析随即失灵，智能优势不复存在。同时，再智能的算法也不可能预料“陈冠希”这种新名词的出现，新词入库需要外部机制解决。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互联网还没有进入自组织、自进化的智能阶段，所谓的社会计算仍然是程序驱动下的被动计算，所谓的网络语料库必然揉合了大量人工的或机械化程序的因素。作为一种过渡，我们可以接受现有的智能输入法；但作为一个技术愿景，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各种领域的智能化都会涉及一个“度”的问题：技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用户的思维？用户自己还需要保有哪些技能？技术的不恰当使用又会对这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什么威胁？这些问题不得不牵扯到笑来老师不以为然的软件社会责任问题。
　　首先，是用户对技术的可知、可控性。这有点类似 Richard Stallman 的自由观：你应该对保证你使用的工具是可理解的（当然，对于一般用户来说没有必要理解，但你不能放弃理解它的权力）、可限制其行为范围的。输入法作为一种较为基础而又相当重要的通用软件，应该由用户本人或者一套非专有的机制保证这一关键环节的可控性，而不能将其寄托在若干家专有的互联网公司身上。传统输入法的实践虽缺乏可知（不一定开源），但相对可控（没有联网操作）。我们应当期望智能输入法未来不再受控于专有技术和单一机构；即使依赖于网络，也能够在各类软硬件平台上出现一致的、无用户接口级差别的实现，让用户不再依赖于具体的产品。这一点类似于 Linux 之于 Windows——开源是次要的，派生和商业化也是可行的，但保障自由是关键的。
　　其次，汉字输入是否需要作为一种技能而存在，这有待商榷。图形界面的出现让用户不再需要记忆烦琐的命令、Web 的出现让用户不再需要使用其它单调的网络信息协议，用户放弃这类技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技术对于一般用户来说是生产工具而非劳动对象，应当对用户保持简单和透明。但汉字输入究竟属于一般性的工具，还是属于公民语言文字技能的组成部分，这个定位会决定智能输入法应该智能到什么程度。如果它是语言文字技能的一部分，那么除了快速、正确之外，还有必要保证精确，即在掌握一个汉字的精确发音、写法的前提下，再掌握它的某一项精确的数字化属性，就算单字也可精确录入。目前而言，形码基本符合这一属性，而基于拼音的智能输入法反而更像一种“听写法”、“意识流记录法”，而非文字数字化技能。
　　再次，是五笔之父王永民教授老生常谈的汉字教育和文化传承问题。王教授所谓的“拼音毁灭文化”的确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但目前已经被媒体关注的错别字涌现、提笔忘字等，确实成为了一种智能化引发“网民病”。这一点是输入法“简化记忆负担”带来的副作用，因此智能输入法至少不适合在语文教育的基础阶段推广。但因噎废食不是办法，最好依靠技术之外的社会方法来预防这些社会问题的发生。也许市场的细分可以缓解这一问题：针对一般网民或文秘的输入解决方案（智能输入法）、针对古籍或户籍等离散内容的输入解决方案（形码＋基于专用库匹配）、针对速记和同传的输入解决方案（速录机），以及适合文化教育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输入法，而是与传统教育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
　　最后，我要说的是当前软件行业的大环境给汉字智能输入法笼罩的阴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刚刚形成气候的中国共享软件生态圈就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而急剧缩水。然而中国民间的软件行业却没有因此销声匿迹，相反，它们探索出了一条“中a国a特a色”的发展模式：免费是王道（知道自己斗不过盗版）；收费靠娱乐（网站形象秀和网页游戏的收入恐怕远大于商务邮箱）；功能一定大而全（媒体播放器不管有没有侵权也要支持所有格式）；界面一定酷而炫（杀毒软件也需要支持换肤、有卡通助手）；对用户要体贴（帮盗版 Windows 用户安装安全补丁，屏蔽“黑屏”补丁）；对同行不手软（输入法的强行排序、安全软件的误导性“警告”）；对上游要服帖（建设产业链，有钱大家赚）；无论何种应用，联网都是必须（还记得去年的“暴风门”吗），一方面可以向用户推送广告（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则要对用户的行为乃至数据进行收集上报（名曰提高用户体验，但谁知道他们在进行什么勾当）……我并不否认“中a国a特a色”有相当的可取之处，但其中的某些畸形确实是影响这个行业进步的障碍。我痛恨某些厂商在这一过程中出于自身利益及其它不可公开的目的对用户进行的不良引导，这幅图描述了我的担忧。具体到现有的智能输入法软件，看看上面的多少条可以直接套用呢？笑来老师选择 Google 搜索而非百度搜索的原因不必多说，但谁又能保证这个号称“不做恶”的巨人不会入乡随俗？如果这样的大环境不改变，即使技术的进步使得无误的智能输入成为可能，这类涵盖了太多非功能因素的智能输入法也终将成为少数机构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
　　总之，中国人的计算机中“输入层”必不可少，它需要尽量屏蔽语言障碍，让中国人更加自然地使用计算机。但“输入层”决不能不受到社会责任和用户能力制约。

　　不能不说《蚁族》一书拉动了唐家岭、小月河等地的旅游业。当然，这种所谓的“旅游”对大多数游客来说只是“想看一看”而已，对当地的经济基本没有正面作用，反而增加了交通的压力。今天，我与 Jeep、idealee 同学慕名探访了唐家岭，参观了新时代知识青年的实现生活环境。

　　我们从中关村软件园沿唐家岭路走向唐家岭村。住在唐家岭的外来人口很多在上地、软件园一带工作，所以这条路成为唐家岭对外最重要的通道。很窄的双行道，公交开行密度却很大，但也难以满足上下班人群的需求，来往的车辆均塞满了人。安全起见，行人和自行车往往要走在柏油路外侧的土路上。

　　唐家岭村口，和一般的乡村也差不多，但拱门上的标语既不是“欢迎来到”也不是“建设和谐”，而是强调该村是“全天候电子监控区域”，居民要“严格自律”、“注重行为规范”。这显然是写给外来人口看的，给人以压抑感。

　　村里最热闹的路段还是那一条唐家岭路，路边密集地排布着各种商店、餐馆、网吧、理发店、澡堂、诊所以及中介公司，一片繁荣景象。公共厕所也不少有当街的，臭味直冲对面的店铺。路过的房屋中介公司里都排着长队，门外有人把风，我没有敢拍照。

　　路边也见到几个综合治理办公室岗亭，周围有一些穿军大衣的人出没，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所谓收“水费”的“治安员”。可惜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没有赶上收“水费”，没能收藏到传说中的“外来人口缴纳卫生费、水费凭证”。

　　繁华的唐家岭路背后，更多的则是像这样狭窄的无名小路。路面晴天是土雨天是泥，冬天还要小心高处落下的冰柱。小路两侧是二层以上的建筑，绝大多数都是面向外来人口的寄居场所。其中有较大规模的集体公寓，也有民房改建的、按间或按床位出租的出租屋。遍天的电线、电话线、网线也衬映了这里居民的文化构成。

　　村里最常见的广告当然是房屋招租了，从这种大广告牌，到院墙上随处可见的小广告。可见这早已成为唐家岭村的主要经济支柱，同时也让人慨叹一个农村的畸形流经发展模式。很多出租屋美其名曰“白领公寓”，也可见北京的高学历和白领职业早已泛滥，像 IT 民工这行当与普通外来务工人员的差异正在日益缩小。

　　这是一栋在建的小楼。尽管是寒冬，但整个村子里的建设氛围却没有受到影响。据说这里的很多建筑都是违章的，即使是合法的建筑，其质量也不敢恭维。估计当城市化的蔓延到唐家岭时，这些建筑的拆迁又会成为村民致富的另一条途径。

　　像这样的小楼，主体结构完成后外表不用装修，安装一个简易的金属楼梯就可以对外出租了。空调等设备也能够配备，当然需要租房者自行承担相应费用。10 平方米的单间算是奢侈，4 到 8 个人挤一间的床位房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经济选择。

　　这是一条水泥铺成的“自建路”，在我们走过的线路中是比较罕见的。墙上告示中一句“后果自负”显示出修路者那种“此路是我开”的霸气。在这条路的尽头，我们看到了几座民房。农具、大白菜、板车、看门狗，终于有了一些农村的生活气息。

　　在返回村口时，我们有幸遇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和海淀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在做劳动者维权方面的法律宣传。这又一次提醒我们，这里是北京城八区之一的海淀，还没有出“城”呢。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们冒着寒风向过往的行人发放《劳动者维权实用手册》并接受群众的法律咨询，只是在我们路过的那阵子似乎没有多少人响应。

　　此外，村北气派的村委会大院、人满为患的唐家岭北公交车站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两个地方把风的人都比较多，我也不方便拍照。也有人说只有走进那些出租屋看看，甚至住一两个月才能真正体会唐家岭外来人口的艰辛生活。我们这一次没有做此类计划，《蚁族》已经告诉我们了许多，下次有机会再和有相关经验的人去参观出租屋吧，地点可以在小月河之类。

　　同样都是大学毕业生，我们的确比唐家岭的新知识青年们幸运一些。目前的体制和政策是有不当之处，需要决策者改进，但“蚁族”自身有没有深入地反思过自己的选择？“蚁”字赞扬了这一人群的高智商、锲而不舍精神和聚沙成塔的力量，但同时也反映了这一人群与社会性动物类似的特点——群体行为。陷入“蚁族”的生活究竟是真的无奈还是一种被动的跟风？除了做“蚁族”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都说高中教育磨灭个性，把所有学生塑造成了同一个样子，那么大学教育呢？也许只是有限的 N 个样子吧！“蚁族”们在公司里要装扮得体体面面，对家乡父老要表现出事业有成，自己却要忍受着经济压力苟且偷生。原本是奋斗者的心态，在群体行为的高压同化下变得麻木并盲目了。就业和住房的压力，政府是有责任，但其中有多少比例是自己给自己强加，甚至是自己给社会输出的呢？中国不仅仅是由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构成的，IT 业也并非只能在中关村、张江等地方发展，更不用说那些高学历人群从事的低起点行业了。当然，选择的权利始终在你自己手里，但不要忘记了，你还有思考的权利，不要让群体思维覆盖了自己的思维。

　　而对于暂时还没有遇到生活压力的我们——身在福中要知福。

　　组织上提供今年主旋律影片《铁人》的团体票，我领了一张去看。理由挺简单：我来自铁人王进喜的出生地——油城玉门。
　　首先注意我说的这两个词：“来自”、“出生地”。王铁人和我的祖籍都不在玉门，祖辈的迁移使得玉门成为我们的出生地。我在提到玉门时常使用“家乡”一词，不过我不知道当年的王铁人是否愿意接受“家乡”的提法，故在这里仅使用客观一点的表达。从玉门走出来的人，祖籍、出生地、家庭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各不相同的情况很普遍，历史上的支援会战、政企改制，近年来的政府西迁、企业东移等都是原因。在这方面，《铁人》中有一个细节表现得很正确：王铁人从玉门拉来的钻井队伍讲着各地的方言——这是那个时代的情形，现在玉门的新一代都讲着稍稍带点兰银官话口音的普通话，与河西其它县市明显的方言格格不入。大学时听一位台湾客人讲起台湾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问题时，我突然想到玉门的人口构成也是大致如此的，只是我们比他们和谐得多。
　　《铁人》中的当代石油工人刘思成确实引起了同样作为油田子弟的我的共鸣。他所谓的沙漠综合症本质上到底是什么？现在的像刘思成和赵一林那样的油田子弟各有多少比例？他们都显式或隐式地承担着怎样的历史包袱和社会压力？在中石油光环笼罩之下的普通石油人家的真实生活又与外界的描述有多少差别？要让我回答这些问题，我可能会给出过于特例的答案，但从日渐衰落的工业城市、政企纠结的社会体制和计划经济的残余阳光中走出来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共性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模式。特别是当你来自西部地区，家庭人均收入是当地非石油家庭的两倍以上，却还不及东部二三线城市职工收入的二分之一时，心情应当是复杂的。的确，在基本生活成本也相应偏低的西部，“石油鬼子”确实是当地的小康阶层，可是看看什么大学学费、数码产品、机票车票之类的，从来不会有太多的区域性照顾。
　　王进喜工作过的两座油城：玉门——已经正式被认定为资源枯竭城市并在这几年基本上完成了人口搬迁，大庆——也在资源即将枯竭时计划着工业和城市的转型。不知道王铁人这位老前辈有没有想过解决“贫油”之后还要解决油城转型的民生问题，甚至更为可怕的国家无油可采的战略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责备他，因为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不能变的，是王铁人那种对国家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