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的BLOG

　　刘未鹏同志来京工作半年以来，blog 的更新频率有所降低。那次与他交流，他给我的理由是“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毕竟刚刚来到一个比校园复杂得多的工作环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适应这一状态的转变，而这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读书计划。不过，更新频率的降低丝毫不影响博文的质量。他今天的这篇《暗时间》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反思。
　　我是大四下学期（2008 年 2 月）开始在现在的实验室工作的。那学期有一个有明确的目标——本科毕业设计，因此在实验室的时间大都花在了毕设课题及其相关的工程任务上。回顾那一阶段的技术笔记，几乎都是围绕着“shell”这个中心。现在对自己当时精心构建的一些 tricks 还记忆犹新。接下来的一年，我进入了研究生一年级的集中教学阶段，小部分时间花在教学楼里用来保证一个良好 GPA，而更多的时间仍在实验室完成组里安排的工程任务。任务的驱动也使我始终保持着对具体项目、技术和实现的思考状态。当然，也有一定的时间花在了琢磨自己折腾出来的那些体现小聪明的东西上。然而真正使我体会到“状态切换”的，是从今年 9 月升入研二以后。全职的实验室工作看上去比研一那种既要应付考试，又要做好工程的状态要专一，但全身心融入科研环境之后，需要个人处理的事情反而更多了。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因为自己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已经基本了解了实验室的项目情况和工作风格，那种“任务式”的工作逐渐减少，而自主权在慢慢扩大。在完成工程任务之外，老师和师兄只会在大框架上予以指导，而明确的研究方向和具体的实施细节则没有人会告诉你——毕竟我们在向着科研人员的目标迈进。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思维畅通、灵感涌现那自然是好事；但有时的思维受阻往往让人偏离对问题本身的思考，转而进入一种“元思维”，即“自己应当思考什么”甚至“自己是否应当思考‘自己应当思考什么’”。对于生活状态相对单一的中科院研究所的学生来说，这种元思维占用的不只是暗时间，很有可能已经是坐在电脑前的“明时间”了。这比浪费暗时间更令人担忧——一方面可能会想：有时间瞎琢磨这些务虚的东西，还不如多读几篇论文、多做几个实验呢；另一方面又会担心：不能把自己变成漫无目的的数据处理机，要想想怎样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服务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因此，意识到暗时间的宝贵并不难，但用什么样的思维来填充暗时间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抉择。我比较相信“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但问题也常常出现在这个“准备”上。对“准备”有不同的诠释，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赞同《把时间当作朋友》开篇对所谓“聪明学生基于投资——收效的时间决策”的批判，相比切切实实的努力，那种功利导向的元思维是无意义的状态切换。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元思维？是笑来老师的心智控制观或刘未鹏的元学习理论吗？可能皆有之。但我们需要的，也许是更适合自己实际心智水平的、在务实的事务之间决策的元思维。
　　话是这么说，但这种元思维仍然是一个抽象的、空虚的概念。考虑自己每天对暗时间的应用，似乎与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本身有“分形”似的相像——在大的状态转移中嵌套着小的状态切换；在低频的思维起伏中包含着高频的意识波动——就差计算一个自相似因子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一种低效。元思维也是一种有输入才有输出的过程，而它的输入应当是其它务实的思维过程及其对应的实践活动。想大脑之所想，及自身之所及，调整元思维在暗时间中所占的比例，或许才是适合自己的一种时间利用方式。

　　不能不说《蚁族》一书拉动了唐家岭、小月河等地的旅游业。当然，这种所谓的“旅游”对大多数游客来说只是“想看一看”而已，对当地的经济基本没有正面作用，反而增加了交通的压力。今天，我与 Jeep、idealee 同学慕名探访了唐家岭，参观了新时代知识青年的实现生活环境。

　　我们从中关村软件园沿唐家岭路走向唐家岭村。住在唐家岭的外来人口很多在上地、软件园一带工作，所以这条路成为唐家岭对外最重要的通道。很窄的双行道，公交开行密度却很大，但也难以满足上下班人群的需求，来往的车辆均塞满了人。安全起见，行人和自行车往往要走在柏油路外侧的土路上。

　　唐家岭村口，和一般的乡村也差不多，但拱门上的标语既不是“欢迎来到”也不是“建设和谐”，而是强调该村是“全天候电子监控区域”，居民要“严格自律”、“注重行为规范”。这显然是写给外来人口看的，给人以压抑感。

　　村里最热闹的路段还是那一条唐家岭路，路边密集地排布着各种商店、餐馆、网吧、理发店、澡堂、诊所以及中介公司，一片繁荣景象。公共厕所也不少有当街的，臭味直冲对面的店铺。路过的房屋中介公司里都排着长队，门外有人把风，我没有敢拍照。

　　路边也见到几个综合治理办公室岗亭，周围有一些穿军大衣的人出没，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所谓收“水费”的“治安员”。可惜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没有赶上收“水费”，没能收藏到传说中的“外来人口缴纳卫生费、水费凭证”。

　　繁华的唐家岭路背后，更多的则是像这样狭窄的无名小路。路面晴天是土雨天是泥，冬天还要小心高处落下的冰柱。小路两侧是二层以上的建筑，绝大多数都是面向外来人口的寄居场所。其中有较大规模的集体公寓，也有民房改建的、按间或按床位出租的出租屋。遍天的电线、电话线、网线也衬映了这里居民的文化构成。

　　村里最常见的广告当然是房屋招租了，从这种大广告牌，到院墙上随处可见的小广告。可见这早已成为唐家岭村的主要经济支柱，同时也让人慨叹一个农村的畸形流经发展模式。很多出租屋美其名曰“白领公寓”，也可见北京的高学历和白领职业早已泛滥，像 IT 民工这行当与普通外来务工人员的差异正在日益缩小。

　　这是一栋在建的小楼。尽管是寒冬，但整个村子里的建设氛围却没有受到影响。据说这里的很多建筑都是违章的，即使是合法的建筑，其质量也不敢恭维。估计当城市化的蔓延到唐家岭时，这些建筑的拆迁又会成为村民致富的另一条途径。

　　像这样的小楼，主体结构完成后外表不用装修，安装一个简易的金属楼梯就可以对外出租了。空调等设备也能够配备，当然需要租房者自行承担相应费用。10 平方米的单间算是奢侈，4 到 8 个人挤一间的床位房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经济选择。

　　这是一条水泥铺成的“自建路”，在我们走过的线路中是比较罕见的。墙上告示中一句“后果自负”显示出修路者那种“此路是我开”的霸气。在这条路的尽头，我们看到了几座民房。农具、大白菜、板车、看门狗，终于有了一些农村的生活气息。

　　在返回村口时，我们有幸遇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和海淀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在做劳动者维权方面的法律宣传。这又一次提醒我们，这里是北京城八区之一的海淀，还没有出“城”呢。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们冒着寒风向过往的行人发放《劳动者维权实用手册》并接受群众的法律咨询，只是在我们路过的那阵子似乎没有多少人响应。

　　此外，村北气派的村委会大院、人满为患的唐家岭北公交车站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两个地方把风的人都比较多，我也不方便拍照。也有人说只有走进那些出租屋看看，甚至住一两个月才能真正体会唐家岭外来人口的艰辛生活。我们这一次没有做此类计划，《蚁族》已经告诉我们了许多，下次有机会再和有相关经验的人去参观出租屋吧，地点可以在小月河之类。

　　同样都是大学毕业生，我们的确比唐家岭的新知识青年们幸运一些。目前的体制和政策是有不当之处，需要决策者改进，但“蚁族”自身有没有深入地反思过自己的选择？“蚁”字赞扬了这一人群的高智商、锲而不舍精神和聚沙成塔的力量，但同时也反映了这一人群与社会性动物类似的特点——群体行为。陷入“蚁族”的生活究竟是真的无奈还是一种被动的跟风？除了做“蚁族”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都说高中教育磨灭个性，把所有学生塑造成了同一个样子，那么大学教育呢？也许只是有限的 N 个样子吧！“蚁族”们在公司里要装扮得体体面面，对家乡父老要表现出事业有成，自己却要忍受着经济压力苟且偷生。原本是奋斗者的心态，在群体行为的高压同化下变得麻木并盲目了。就业和住房的压力，政府是有责任，但其中有多少比例是自己给自己强加，甚至是自己给社会输出的呢？中国不仅仅是由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构成的，IT 业也并非只能在中关村、张江等地方发展，更不用说那些高学历人群从事的低起点行业了。当然，选择的权利始终在你自己手里，但不要忘记了，你还有思考的权利，不要让群体思维覆盖了自己的思维。

　　而对于暂时还没有遇到生活压力的我们——身在福中要知福。

　　前几天读了邹恒明老师的《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这本书确实使得我对之前理解得较为生硬的部分操作系统原理豁然开朗了，这种大白话的风格虽有失教材式的严谨，但作为灵活生动的学习参考资料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然而贯穿此书的一个细节问题也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呈现：作者多次引用《圣经》故事，经常使用基督教中的概念做比喻。尽管书中也有一些儒、释、道的理念，但从不少行文表达中都可以看出其暗含的对基督教、神创论的认可。邹老师是基督徒吗？上海交大研究生院网站有关他的介绍页面中的一句“寻找，必寻见；叩门，就开门；相信，便得救”基本证实了我的猜想。不过作为一个不信神的读者，我虽然也读过《圣经》的主要篇章，但对作者给出的部分引言或比喻还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为什么巴别塔与进程调度问题相关？我也曾试图挑刺似的来找这本书中各处看似不恰当的比喻，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但读着读着，慢慢感觉到自己也没必要和那些文字作对。原因正如宋朝的佛印禅师所说：“心中有佛，所见万物皆是佛”。作者写出能这些比喻，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其信仰的指导下使用其独到的神学观点来思考人造事物，就其个人而言是相当自然的。而我要是有准备挑刺的潜意识，那无论从中看到什么略显玄乎的文字，都会不自觉地将其认定为有失恰当的主观内容。
　　做技术、做研究的，平时也不是常常这样吗？看了几天云计算的文章之后，发现网上的什么服务都是云了：云存储、云同步、云协作，就连 DDoS 都可以说成是云点击……然而深入分析下去，在多方不同定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对云的理解，于是乎否定了之前认为的那些云产品，开始用自己的理念来构想现有网络服务的理想化云模式。然而思考良久过后却始终没有一个成熟、完整的模型。最后不得不妥协，开始寻求一种融合的、中庸的、更贴近现实的解决方案。其实古人早已总结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认识公式了，只是在科研活动中，这前两个认识阶段往往是不能逾越的，因为它们代表的分别是积累和消化。那么有没有什么是可以逾越的呢？也许是通过对自己的心智、思维的控制，来越过前两个阶段的不良心态？李笑来老师在《把时间当作朋友》中对此类问题有相应的论述。但这类偏“软”的道理，也只能自己在实践中体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套路。最后也许就是在心中形成一个独特而不局限、广博而不混杂的“×”（或是“△”、“□”、“○”），在这个“×”的指导下折腾一切，如同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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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边：今天我和 Jeep 同学去参观了国家铁道试验中心（环行铁路）和中国铁道博物馆。都是整 Linux 的人，自然看什么都像是 Linux。一个小小的“SL”也能引起如此的遐想：

　　徐老师在招收学生的时候，常问一个问题：“你耐得住寂寞吗？”我当时的回答很肯定：“可以。”这是基于我对自己性格已有的认识，对大学经历的思考以及对读博生活状态的提前了解。现在我的实验室生涯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确信还没有遇到寂寞危机。不过，耐得住寂寞并不等同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由专注而引起的寂寞状态是正常的，但这种寂寞不应该变成封闭，进而导致无知。
　　要说无知，首先定义什么是“知”。我这里只将其简单地划分为不完备的两类：一类是偏客观的，通过大众小众媒体、信息传播工具获得的新闻、八卦、评论、身边事；一类是偏主观的，通过亲身参与、主动交流或对前一类信息的思考加工而得到的自己的认识。对于第一类“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谁都不可能完全掌握，过度追求这类信息只能是浪费时间。我认为自己已经把握了较好的尺度，掐断了一系列不重要的信源，克服了所谓的恐信息不全症。然而我比较惧怕的，是对第二类“知”的无知。
　　我习惯于理性的思考，往往企图在已有的认识基础上容纳新的观点、构建新的自恰体系。五年前来到北京，家乡封闭的环境、陈腐的认识留下的烙印迟迟没有消退。在很多同学的平常印象中，我是一个什么领域知识都略懂一些，什么国内外新闻都及时掌握的“百事通”，然而对于和自身利益、发展前途息息相关的身边事，我是相当后知后觉。对于保研，在大二时才关注到学校的政策，继而询问师兄，发现原来保送研究生并不是什么神童的专利，每年都有百分之十几的比例。对于工作，我曾认为多数人会在毕业之后会各回各家，只有少数有资本、有关系的人才能留京。然而打探了师兄们的去向，查阅了相关文件规定，特别是大三以来看到身边找实习的那些同学的选择，我才发现北京市对高素质人才是敞开大门的。对于创业，参加了一些活动才知道互联网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的创业者打的天下，这也不是什么异想天开。至于出国，当时身边那些准备出国的同学在我眼中只有两类，一类是全年级公认的牛人，一类则是我背地里觉得不自量力的家伙。直到大四时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收获了努力的果实，我才意识到“Impossible is nothing”。
　　用九零后的网络语言说，我那时很“火星”。对于新事物、新思维的冲击，我虽然没有刻意回避，但从效果上来看我确实也没有积极反思。既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似乎没有随着认识的发展而渐进地成熟，而是在大三、大四阶段几近堪塌之后重建，力图与时代接轨。但也正是因为理性的思维，这些意识流的波动并没有对我的学习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我一直是该干啥干啥。我的本科生活是平坦而幸运的，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努力方向，并如愿得到了心仪单位的保研名额。但幸运光环不可能永远笼罩，我这几年来确实没有经历过什么坎坷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居安思危，首先要避免的就是再次陷入上述的无知状态。
　　我在这两学期参加的公众活动比较多，我不再像本科时那样去追技术，而更多的是在关注一些人。他们中有学界和业界的资深人士，也有处于不同生活状态的同龄人。多听听他们的见解，有机会交流一下，回来思考思考，建立的认识总比在自己的幻想空间中绘制的自恰的、但与现实偏差甚远的体系要务实一些。我对我的思维模式的调整还是有信心的；但对于信息的有效输入和选择加工，确实要有慧眼，不能再让这些“知”白白流走了。

　　常常有朋友批评我，说我做事和思维的方式过于理性而缺乏感性。看过我blog的同学也会有相同的想法吧？但我想，说我理性是抬举我了，与我身边一些理性的朋友，还有我常拜读的一些blog的作者牛人们相比，我的理性不能算是理性，只能算是机械罢了。
　　我从小似乎就对感性的事物理解不深，也缺乏兴趣。除了语文课本，几乎没有像样地读过什么文学作品。除了对《西游记》、《小龙人》、《奥特曼》、《康熙王朝》有些印象之外，几乎没有看过别的什么电视剧。偶尔去看看电影，但也只限于贺岁片、无厘头、革命大戏和奥斯卡大片，别的确实是提不起神来。上大学以来看过的电影、电视远远少于身边的同学，在看到某些人沉迷于《越狱》、《奋斗》之类的时候，我常常庆幸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在闲聊的时候往往接不上别人的话题，弄得挺尴尬。
　　并不是说我对人文社科的东西不感兴趣，选择的要点还是在于感性与理性。上大学以来，政治、军事、历史、地理、宗教、法律的书我翻过不少（目前的形势下准备再看点经济方面的东西），还曾比较着迷地研究过行政区划、汉语语音和方言、亚伯拉罕诸教等问题，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大半天。跟朋友侃起这些来，我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都略懂一点”，似乎是“生活更精彩一些”。但仔细想来，我通常做的，仿佛是要从这些东西中提取规律，把本来已经理性化的东西用自己的思维再次形式化，乃至有些机械化了。
　　有时候这样的习惯超越了知识本身，开始影响我的心情。以前曾总结过一个“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号码分配简表”（http://blog.linjian.org/articles/china-telecom-code-table/），这个表中的某些规律和对称的性质给我一种美感；而在去年电信产业重组之后，重新填写这个表中的数据，凌乱的组合给我带来一种无端的失望。前不久看了电影《美丽心灵》，发现这有点约翰·纳什那种“数字强迫症”的感觉。
　　我不知何故对一些无聊的细节问题比较敏感。2007式车牌中“P”、“Q”、“R”字形的修改、北京地铁英文报站名的语调变化都被我及时捕捉。然而生活中的一些宏观事物和现象有时却容易被我忽略。发现同学换发型了，赞美一句，他却告诉我三天前就剪的，我怎么现在才注意到？还有一次走在北理工的某条道上，走了大半截才恍然发现前面被施工的围栏封住了，于是感叹自己进来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抬头瞧一眼。我这能说是理性吗？我有时真担心这种习惯化了的、机械的做事方式会带来什么事故。
　　不过有时也发现了自己思维方式的一些长处。实验室里经常响起Nokia手机默认的“Nokia tune”铃声。一次偶然想到这个铃声，却发现难以准确回忆它的音调。但自从在Wikipedia上看过“Nokia tune”的五线谱之后，这个曲调就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现在可以随时哼唱。尽管小学学过五线谱的细节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这种符号记忆的方式对我来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以前突击考试时，我总会想办法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记忆要诀。
　　思维的习惯是不能强加的，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以我的英语学习为例——我大学的英语学习是失败的，六级考了七次也没有过。我的单词和语法基本都过关了，写点中式思维的文章、读点高度形式化的学术论文没什么问题。但一旦看到考卷，即便用熟悉的单词、常规的语法写出来的句子，经过我正确的断句之后却还是可能产生偏差的理解，整篇看下来不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意思。我承认我连中文的感性理解都欠缺，没有长期的训练是难以切入英语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我需要的仍是多用、多练。但像新东方、新航道那种强加于人的“解题技巧”我实在是没能消化，那些老师那声称的无敌的方法到了我这里就像邪教一样，做出的答案往往比随机选择的效果更差。自己的问题还得自己找原因呵。
　　总之，缺乏感性的接触，在一些场合下我已经觉得自己有点文化窒息了。跑偏了的理性也不可能带来什么有用的思维。好在我不是极端主义者，还是会想想自己应该做些怎样的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