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阅读笔记

2012-09-13

我虽然自称喜好读书,但工科思维使我在对人文社科作品的选择上也倾向于那种具有教科书式条理的“正统”作品,而对于孔飞力的《叫魂》这类无论标题还是内容都比较文学化的作品,以前很少进入我的涉猎范围。杨早老师这次给了我一块不错的敲门砖。

拿到一本书,我常常先看完前言后记之类,再去读正文,《叫魂》入手之后亦是如此。这本书的译者后记篇幅较长,译者在表达对原作赞赏之意的同时,也难免有些“剧透”。这也倒好,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这篇后记正好提供了全书的脉络,使我有信心认为这是一本基于史实的、严肃的学术著作。

这本书针对乾隆时期的叫魂一案,清晰地给出了民间、官员和皇帝三个叙事与分析视图,而我下面的阅读感想,主要针对民间视图。

叫魂案伊始,有一个细节令我感触较深,即民间对外来人员的恐惧。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初到北京那年,在穿过一个住宅小区时被几位居委会大妈围住问讯的情形。民间认为僧道与鬼神相通,乞丐与灾病相联,这些容易理解;然而对于农夫、船员在内的一切外来人员的敌视态度,却成为社会恐慌时期的标志性现象。妖术还没有现身,人祸却首先降临,大量无辜的外来人员因此挨打甚至丧命,切实印证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联想到现今,排外、防外的情绪依然常见:一些欧美国家的居民出于民族主义或竞争压力,对新兴移民持抵制态度,极端代表诸如俄罗斯的光头党;而中国则将流动人员管理制度化,在制度被其执行者不断异化之后出现过孙志刚事件一类的惨案。因此,叫魂案中的那些事例并非偶然,决非只与妖术相关。排外、防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以往我认为主要是外来人员剥夺了本地人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而《叫魂》给出的核心答案则是本地人安全感的缺失。这种缺失出现在一个所谓的盛世时期,而非战乱或饥荒年代,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其中有多少是那个社会体制的原因。推而广之,民间对“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古语的实践深浅很可能可以作为检验社会机制运行健康程度的标志。盛世与否,这一民间指数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

叫魂案中所谓的恐慌时期,民间真的是一种失去理性的混乱状态吗?群体现象上看也许是,但在个体思维方面,我相当怀疑。虽然基于传统信仰体系,民众对鬼神和妖术的恐惧可以理解,但这只能算是一个引子。这种基于超自然概念的恐惧长期停留在口口相传阶段,却难以亲眼见妖术的直接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民众也许很快就会习惯新的行为方式和处世原则,逐渐开始一边防范、一边利用这种新的社会元素——至于它的来源如何,已经不再重要。当我看到作者和译者均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维模式、人际关系与叫魂案对比后,更加坚信所谓恐慌的民众,就个体而言事实上都在以一种与其认知水平相符合的理性参与这种难得的社会互动——用文革术语说就是“大民主”。作者将民众在叫魂案中的热情参与称之为“权力的幻觉”,强调病态社会中民众的病态心理,但我更倾向于认为病态的社会源于清醒的民众。先不说这种清醒背后的个人目的是否光彩,但可以肯定各阶层人士都在抓紧机会做那些在太平时期有所顾忌的事,区别只在于他们各自代表的利益实体:对社会底层大众来说有可能是所谓的冤冤相报,对官僚和知识分子来说则有可能是升迁发展之道。我认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这对人民来说显然不只是赞美之辞,更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责任。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积极性恐怕才是这场风波得以长期延续的动力。

这种似醉实醒的精神状态大约就是中华民族中庸哲学的表现,而作者认为这也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体现。但作者在做这些带有贬义特征的归纳时,几乎总要限定一下时代背景,加之书中又以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迫害、二十世纪美国的“零和社会”与叫魂案时期的中国相类比,使我还隐隐感到作者有意回避用中国人的民族性来解释叫魂案中的社会丑态。当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一位严谨的学者,这也许是职业习惯或义务。我并不十分了解作者所提的欧洲和美国的那些故事,但对于当今中国人动辄以民族性来解释社会问题的观点保持警惕。毕竟,我们能够经历的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微小片段,多数人能了解到的历史也只是经过加工修饰的资料。民族性本身及其差异可以研究,但它是否有优劣之分?置身于人类文明之中,受制于已经带有民族性及其衍生特征的观察视角,这恐怕永远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我不太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方法,特别是像历史这种不易以实验方法探究的领域,我只能妄言几句。“叫魂”这一主题不像我此前阅读过的编年体正史或专题类历史作品,它以小见大,以细节叙事方式,由一个特定的社会事件反映一个政权的维系体系、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在我看来,花大力气写这种作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特别是在遭遇学界非议的情况下。即便如此,作者能够花数年时间淡定地完成如此一部需要大量外文史料整理和分析工作的著作。我虽然尚不能理解学界为什么把《叫魂》看作一本“大书”,但从上面这一点,我能够体会出大师与凡人的区别。

还要感谢两位译者。虽然作者向译者提供了史料的复制件,但要想准确而流畅地表达《叫魂》中那些与现代社会已有所隔阂的诸多概念,非业内学者不能为。相比专业学识,我认为更加值得敬佩的是译者的文字功底和敬业精神,而这正是中国科技类图书翻译大军所欠缺的。

我深知以我目前之力,通过《叫魂》窥到的只是历史和现实(即作者所谓“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的局部。这块敲门砖以及它为我打开的这片空间都有待进一步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