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为人民计算”的几点思考

2009-07-09

“为人民计算”(Computing for the Masses)是近年来计算机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目标之一。而究竟什么是“为人民计算”,出于国情、技术水平和个人认识的差异,不少学者提出过不同的理解。我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56%(国家统计局2007年10月数据),城乡经济和区域发展尚不协调,正处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时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何使得信息化的成果真正惠及人民,实现计算机行业所谓“普惠计算”的目标,是业界出于其社会责任感有必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针对我的导师徐志伟研究员在“为人民计算”方面的提出的一些观点,我浅谈一下我对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为人民计算”的几点思考

消费动机不在信息化本身

在受益于信息化且面向大众服务的行业当中,近几年来增长较为显著的是移动通信产业。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由1999年底的4330万户发展到2009年中期的6.87亿户。城市手机用户已经趋于饱和,但运营商对农村移动通信市场仍有信心。移动通信之所以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与其明确的消费目的息息相关。绝大多数消费者购买手机,其基本动机就是为了享受通信的便利;对于相当一些职业的人士,实时的通信可能已经不是“方便”而是“必须”。对于农村新市场的开拓,其难点可能在经济方面,而不在于人民对手机的基本功能和作用的认知。类似的案例还有银行卡。截至2009年6月,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18.88亿张,银行卡的主要用户也分布在城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受制于经济条件和消费意识,对银行卡产品也许有所误解,但这不能说明银行卡本身的定位有问题,至少它们的功能是相对单一和明确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特定需求。

然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对人民大众来说,其直接的消费目的性并不如移动通信、银行卡那样显而易见。在目前阶段,计算机与网络更多地扮演着工具和桥梁的角色。购买计算机、接入互联网,并不能直接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计算机和网络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运行在其上的应用体现出来的。“上网”、“获得信息”、“学习”都是一些相对抽象的动机,不能直接满足低端用户具体一项生活需求。因此在商业化推广中,这些空虚的目标可能不会对低端消费者产生太大的吸引力。即便通过财政支持来发展信息化,这些成果也很可能沦落为地方政绩的象征或闲人娱乐的工具,对生产生活不会有实质的影响。要在2040年建成惠及至少12亿人的信息化社会,我认为不能把民用计算机、网络定位为移动通信那种具有明显消费目的性的产品,而必须改变现有中低端计算机和网络相关产品或服务的社会定位,在应用层面寻找“为人民计算”的突破口。

信息化被作为工具的现状令很多从业者,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不满:业界不愿意让信息技术变成像楼宇保洁一样必不可少但几乎不能创造价值的服务业,学界不也甘心计算机科学停滞不前,最终被其它学科以工具和技术的名义吞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网格计算的理念曾十分风行,研究人员力图建立一种像电网一样即插即得的信息基础设施,但至今网格技术只在部分专业研究领域发挥了功效,而那种惠及全民的“Great Glocal Grid”还未见雏形。其中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信息资源缺乏像电力资源那样的同质性,抛开技术层面的因素,难以同质化的信息本身就使得潜在的用户无法建立明确的消费动机。但信息的同质化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使得计算机、网络由独立的工具进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地位。我们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在社会的后台像电网一样默默无闻地“为人民计算”,而用来明确消费动机、创造商业价值、进而构建信息社会的,不是计算机和网络的实体,而是这一基础设施之上的、像家用电器一样的、但目前尚未被发明的具体应用。

比“脱贫”更难的是“第二跳”

目前我国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信息贫困线”以下,“脱贫”是产业界、学术界和决策层正在着力解决的问题。“脱贫”的方向相对明确。对于产业界,主要需要考虑机器生产和网络运营的成本,让计算机和网络对所有人来说由奢侈品变成日用品;对于学术界,需要摒弃一味追求性能的老路,从功耗、易用性等贴近用户的角度考虑体系结构的设计;决策层则需要提供政策扶持,对相关产业采取优惠措施,对人民群众加以合理引导。但我认为有可能出现困难的,并不在于“脱贫”的“第一跳”,而在于由基本价值向商品价值提升的“第二跳”。

还是以银行卡为例,我国银行卡发行数量虽然已经超过人口总量,但真正用卡的人群并不大,相当一部分银行卡是通过任务摊派的方式进入低端市场的,这些卡大都成了没有任何交易记录的“死卡”。即使是使用银行卡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也只享受了其商品价值,把它当作一张可以自助取款的存折,从未使用甚至从未听说过银行卡所关联的高级金融服务。

纵观我国计算机网络用户,其层次分化较为明显。IT界的精英人士、具有探索精神的专业人士早已享受到了信息产业的泛在价值、专业价值乃至个性价值,他们甚至可以在软件开发商与网络运营商尚未提供相关服务的情况下发扬自主创新的DIY精神,主动地让信息化为自己创造价值。而目前数目最庞大的用户群是将计算机、网络作为工具的人群,他们虽然享受了信息化带来的基本价值和商品价值,但只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为了特定的目的有意去使用计算机和网络,计算机和网络更多地作为间接、高效实现传统生产模式价值的途径,而不是直接为这些用户提供新的价值。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计算机、网络用户,网吧是他们接触信息化成果的主要场所。这些用户缺乏自主探索的意识,他们通常使用仅仅使用网吧预置的网站、软件与游戏。即使是这些地区的一些官员,对信息产业的理解也有可能过于狭隘,甚至可能因为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等问题对计算机、网络建立负面的印象,进而抵制信息化进程。然而要达到“普惠计算”的目标,必须把这类人群作为未来市场的潜在用户。目前我国的信息化还没有像工业化那样彻底地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工业化的成果甚至还没有全面应用到生产中,在这些地区谈信息化的价值,确实不容易为当地政府和人民大众所接受。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基本价值就像提供给毫无养殖经验的农户的良种牲畜,他们只能一吃了之,不懂得通过繁殖子代、获取副产品来增值。既然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已经是中国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模式,我们就应该在“脱贫”的同时完成“第二跳”的工作,提供一系列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应用。只有完成“第二跳”,信息化才不再是软硬件堆叠的花架子,其价值才能使个人用户受益。如何让人民群众真正从“为人民计算”中得到实惠,让计算机科学的成果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而不是像银行卡市场那样徒有虚名,这才是比信息“脱贫”更重要的任务。

对“计算透镜”半保守半超前的认识

Richard M. Karp提出的“计算透镜”(Computational Lens)理念被认为是未来二十年计算机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将计算作为一种通用的思维方式,通过这种广义的计算(涉及信息、执行算法、关注复杂度)来描述各类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从而解决各个学科的问题。Karp给出了计算透镜理论在生物科学中的成功应用。这一理论试图将计算机科学由最初的数值计算工具、仿真与可视化技术以及后来基于网络、面向多学科的e-Science平台,变成普遍适用于自然和社会领域的通用思维模式。从这一点上看,计算透镜的思路也似乎是要将计算机从传统的“为军事计算”、“为科学计算”、“为商业计算”过渡到“为人民计算”、“为人类计算”,只是这一思维工具并不一定直接为人民所使用,而是要借助学界和业界之手将计算透镜带来的好处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施惠与人。

世界真的可以用计算过程来表达吗?在初次接触到计算透镜的概念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试图用力学和机械的观点来解释并分析自然与社会现象。进而联想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等学派的基本观点,它们都力图用一种简单的形式化模型来解释智慧和思维。计算透镜是不是在走这些老路呢?我个人感觉,在图灵机模型和现行的可计算性理论本身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尚未被证实的前提下,不要指望计算透镜能在短期内给一般大众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但对计算透镜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可能不在于用计算改造自然,而在于更好地认识自然,从而改造现有的计算模型,使之能够像一些自然过程一样高效。也许到那个时候,人、机、物界限因为思维方式的统一而变得模糊,“为人民计算”的理念演化为对人类思维能力的直接扩展,届时作为中介的信息化工具、应用可能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回到现实,这方面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计算透镜理论中包含“社会计算”。尽管社会计算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精确的定义,无论是用计算机的方法研究社会还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计算机,统统被一些机构打上了“社会计算”的标签。从“社会”二字可以看出,这一计算的执行也并非人民的个体可以完成的,要做到社会计算,仍需要掌握着社会数据和社会决策权的机构来完成。但在法治完善程度赶不上技术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社会计算的成果真正服务于民,成为“为人民计算”的理念与实践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非技术问题。例如当前舆情计算技术的发展确实为政府机关提供了迅速准确的决策支持,但一些社会团体对舆情计算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仍存在争议,认为这对网民存在侵权。舆情计算技术还被某些搜索引擎公司或网络公关公司所利用,通过推送正面信息、屏蔽负面评价的方式从不法商家手中谋利,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人民计算”不是一两个新理论、新技术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完善的法治框架、良好的业界环境,以及官、产、学、研各方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

总之,我心中的“为人民计算”应该是由有价值的应用所导向的、带来明确消费动机的、架构在信息基础设施之上的信息化发展模式。它应该像电网和电器一样易用,让人民受益的同时却感觉不到信息基础设施的存在;它应该突破城乡与区域差异,惠及全民,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带来历史契机;它应该兼顾可用性、保密性与可控性,在具有社会负责感的机构的运营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徐志伟.为人民计算的三个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08(10).
  2. 江泽民.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10).
  3. 李国杰.创新求索录.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4. Richard M. Karp. Computer Science as a Lens on the Sciences. ICDCS 2008.